附录一

法会文告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似乎空气中也弥漫着浓郁的相关气息。我之所以有把握透露道教举办法亊，缅怀抗战英烈之信息，是有一定原由的。二十几天前，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有幸结织了张先生父子二人，交谈之中才知他与我已故的二哥曾是好友，实乃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矣。更令我惊诧的是，成功人士张先生在物欲横流、意识混沌的当下，依然对抗战英烈满怀赤诚的高尚情怀。他倡导在贵阳仙人洞道观，为贵州各族抗战英烈做三天法事，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业绩，为他们超度亡魂。作为抗战将士后人的我，当然钦佩有嘉！岂能忤逆先生之善意，尽我力所能及，在杜宁老师的弟子张女士的安排下，于7月31日，便有了修文杜宁抗战艺术馆之行，也算是为9月1日至3日的法事作一个先期的辅垫吧！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杜宁抗战纪念艺术馆，在我们修文行仅十天后，8月9日，贵州广播电视台二频道百姓关注栏目以《杜宁：三十年笔墨铸就英雄丰碑》作了详尽报导。修文行后，就我个人而言，本不准备为此留点什么文字的，一来有人己写、二来再写也达不到电视的宣传效果，有兴趣的尽可自己动手搜看即可。现将法会相关安排告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超度贵州抗日阵亡将士法会

法会安排如下：

2025年9月1日 开坛、摄召、安灵、祭灵
2025年9月2日 三元灭罪水忏、祭灵
2025年9月3日 三元午朝、救苦正朝、念悼词祭文、送亾脱化、化帛完满
法会时间：乙巳年（2025年9月1日——9月3日）
法会地点：贵阳仙人洞道观

另法会悼词已由张先生请远在广东中山他的好友唐振贤先生写好。下面我仅以个人的认知谈一下有关道家，道教间的渊源关系及道教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和体现。我在“三叶草”一书的自选集中，有一“奇文共赏析”中也肤浅地谈到“道教”的起源。为写此文确实临时抱佛脚恶补了几天相关知识，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就贵阳仙人洞而言，民国时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作过贵阳防空指挥部、因地处偏僻之故也曾是贵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直至1983年残存多年的“仙人洞道观”才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政府拨款将这处在明代就享誉贵阳的十大景点之一的“铜鼓遗爱”，唯一处于山顶以洞为依托，置身于悬崖绝壁的古老道观，恢复了昔日的原貌，焕发出新时代的风采。自1994年对外开放以来不仅是人们游览的景点，更令人欣慰地是因道观虔诚而亲民的教风深得广大信士尊崇，被公认为贵阳地区最灵的道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每逢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祭祀活动时，都能看到他们参加公益活动的身影。就是在去年值国际反法西战争胜利七十九周年之际，该道观举行了大型的和平祷法会。今年张先生主导的“八十周年”缅怀抗战先烈超度亡灵的法会，不仅一脉相承更是对抗战先烈爱与敬的传承，据资料显示: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道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与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道教组织和学术组织建立友好关系，将独特的“道教”文化推向世界，开始了“道行天下”的探索之路。

贵阳的“仙人洞道观”在众多道教派别中，属于正一派，是最早也是最大的派别。观中供奉者依次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因此也有人将“仙人洞道观”称为“三清观”。他们是道教崇奉最高的神。在三神之下分封繁杂，次一级的四御辅佐的四位天帝中，因西游记广为人知的玉皇大帝居首位总管天道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四时气候，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执掌天地人与世间万兵、统御诸星，厚土皇帝祇管阴阳生育、大地山河。我们道士的道场或画符中所常提到的“皇天厚土”就出自此处。道教做道场有斋戒和坛醮之分，但也有联在一起做的，有人干脆统称为斋醮。为亡者超度在分类中的称为幽醮，它在醮中是最高级别普天大醮，层面上属国家级别、有的则属于民间范畴。张先生主导的法事属于普天大醮无疑。

另：现任“仙人洞”道观住持是德高望众的市道教协会副主席张崇新道长、主祭是高云子道长，望广大对抗战先烈心怀敬意的公民及教内信士届时参与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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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父亲“另类”的军人生涯

蓝毅

军人自古以来与命运结局相关的辞不外乎是侥幸生还功成名就尽享富贵，或不幸战死获马革裹尸流芳于世的殊荣。却忽略了还存在着不少结局另类的群体。历史背景悠远而宏大，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潮流之中，如同微不足道的泥沙不屑一顾。但对一个家庭及个人而言， 这微不足道的泥沙确能压垮一个家庭，从而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有人曾说真实的历史不见诸于文字，我认为此说法武断之中还带有情绪。我承认没有完全真实而全面的历史。编者难免都会有意或无意向带有自己的片面的认识，这似乎已成写史的常态。但如何能从片面中去感知和发掘历史的真像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史作者应有素质，因为也只有这样历史才有接近真实的可能性存在。因而在后人铭记历史之时，才不至于仅看到史诗般的辉煌和高大尚的英雄人物，别忘了历史进程中还有名不见经传默默付出的群体存在。

我们自诩为炎黄子孙，将黄河称为母亲河。也可能是无意使然之故，黄河起源于青藏高原由冰雪消融汇集为河流，在未流经黄土高原时，却是清澈见底的清流。这不竟使我想到竟然同历史上无形的历史长河是何等的相似。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之时，热血贲张的有志青年投身于时代潮流之中，用他们的血肉之身和聪明才智报效祖国动机何等的高尚和纯洁无暇。但波橘云诡的社会变化之中，当年的热血青年却被历史潮流裹挟身不由已地着随波逐流。最终演化为势不两立阵营中人。长时期以来罔顾历史大背景的事实，仅与历史的结局却追溯当年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将他们视为另类，甚至轻取他人性命，这同黄河水永不清有何区别？是该正本清流的时候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和谐公正的需要。

不着边际的话讲了不少，现具体讲我的父亲万徐如为何归类于“另类”的原由。十年前（2015年）我到出席台儿庄大战胜利七十周年暨世界仅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时，作为贵州唯一参会嘉宾还与妹妹一起参加了由枣庄市民革秘书长吕东来先生编著的台儿庄大战之黄埔师生录。首发式出版坐谈会。几天来各方嘉宾欢聚一堂获益良多，具体情况另文详述，在此略过。

我现在仅对尊敬的吕先生功德无量的编著中，在该书的前言后段中一点意犹未尽的话讲一下我的看法。吕先生在前言的后段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台儿庄大战中的黄埔师生们，有些以身殉国、血洒鲁南；有些因抗战军兴，一战成名”台儿庄中心战场十五天的残酷血战中，最抢眼的英雄之中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与九十二旅副旅长守城总指挥王冠五，无疑是男一号、二号。正如吕先生所言他们俩一战成名，英名响彻中华大地。但书中同样也记载了池将军起义后于1955年监毙牢中，王冠五将军却早在1949年就被“误杀”，二人可是另类中的另类。全书（第一版）以346人黄埔将士的参战经历为题材，从首任校长蒋先生至普通参战将士。类似于池、王二将军结局的将领就有十余人之多。一个战场一本书中就有这么多人，可以想见这个另类群体是存在的，只不过无人问津而已。笔者的父亲名列其中自不必说，紧挨父亲名字之后的王秉璋将军不仅与父亲同是在禹王山狙击日军的云南六十军一八四师五四四旅长，而且他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叶剑英还是他的学生。真可谓“另类”之人各有千秋，不必详说。但值得提出的是三中全会以后类似他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据资料显示共有9680人。从1982年至1984年共撤消原判4985人。我父亲算是搭上了晚班车，于1984年4月20日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撤消原判，按起义人员对待。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从未见到在官方媒体及资料中提及父亲的一爪片鳞。相反在文史资料父亲仍作为反面人物和陪衬他人正确高尚的角色出现。但令人欣慰地是在网络平台之中从不同角度，历史阶段多有父亲的信息出现。在此我对素未谋面，心怀正义和民族良知诸位老师致以衷心地感谢。说来也许人们难以相相信，台儿庄大战中的英雄王冠五将军1949年就被“误杀”，而2015年我到台儿庄参会时，在徐州机场下飞机时，会议接客的司机叫我与妹妹等一会，还有两位从深圳赶过来的客人马上就到。

徐州机场到台儿庄近三十公里，同是参会人员之故在车上一聊才知道老大姐王萌风竟是王冠五的女儿，另一位则是外孙女冯睿在深圳医院工作。当他母女俩听到我父亲已“平反”时情绪有些失控。因她俩作为特邀嘉宾到台儿庄开类似会及活动已多次。但至今日（2015年）仍未给王将军平反。在纪念馆内将军的照片下依然写着“1949年被误杀”。十年过去了这现象是否改观？王萌风大姐是否安在？

我不是说“另类”之人各有千秋吗？现就谈一下我父亲自成一格的另类之处。父亲1925年投身黄埔，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进将官班，参谋班进修。抗战军兴后调贵州人为主体的一四零师任八三七团团长、师长王文彦隶属第八军当时驻陕西临潼（军长黄杰），1938年增援台儿庄时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任军事主官，因留学莫斯科大学之故，以后多担任参谋及政治部主任之类的职务。1944年在云南松山战役时，任八十二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年抗战胜利后退伍还乡。1949年六月奉省主席谷正伦之令出任贵州省特货稽查处处长，特货主要指鸦片，也包名贵西药如盘尼西林（青霉素）之类。同年12月9日随同贵州流亡政府代省长（原秘书长）何朝宗的带领下，参加了云南卢汉将军领导的“脱离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行动”，可命运弄人，被押回贵阳两年后于1951年被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以特务罪处决。（见1951年度清刑审字141号刑事判决书。三十三年后于三中全会以后，母亲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将自己当右派时的旧话重提，以父亲是起义人员为由，提示申诉。最终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原贵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1951年度清刑审字第141号刑事判决；二 、对万徐如以起义人员对待。1984年4月20日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王尤 审判员 王宣圣、王昌英、书记员丁建奎两年后根据政策在母亲的不懈奔走下归还了两栋房产，同期归还的还有王伯群故居。物质方面的落实可谓实至所归，但精神层面的落实就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说是闻风不动。到现在止，四十余年过去了，在父亲生于斯，逝于斯的贵阳，官方媒体及出版的文史资料中，不仅只字不提“平反”的历史事实，时不时还沿用平反前的资料提及他，更有甚之地是为彰显某人高尚时，还将他作为反面陪衬人物。其中的原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虽然于2014年及2015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性的“两岸三地”纪念国军抗战的活动。在此有必要说一下：两岸自然指海峡两岸，三地则包括港澳，我认为还涉及滞居于缅甸的抗战老兵，及移居海外的抗战将士及后人才对。2014年在云南腾冲作为嘉宾参加“庆祝滇西解放七十周年”暨远征军忠魂回归活动中，主持大会的是云南统战部长黄毅，众多嘉宾中以台湾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先生，及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的胡启立最引人注目，他俩也是我凭生零距离见到的国共两党职务最高的官员。此会当天中央台当晚播出，关于腾冲之行的文章容后再述。

现我讲一下去年所发生的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去年时值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百年大庆自来是中国人甚为看重的大事。我天真地想自己有两次参加类似活动的体验，为了在全国现代史中作出巨大贡献历史丰碑般的黄埔军校，父亲启步踏上革命道路首发站。同时应是我寻觅历史足迹的起点。我在朋友的支持和鼓励下，率先作了多手准备。即写了参会文章，及个人简介等。谁知道突出的变故使我却一下子陷入到惊诧与迷茫之中。大庆已不存在，仅小规模地进行。唯一的安慰是民间团体的“黄埔军校纪念文集编委会”出版的“百年百人”一书中，收入了我的文章。说来也巧去年6月16日不仅是军校建校纪念日 ，又恰逢“父亲节”同时也是我的生日。政府的不作为我无可奈何，但我个人决不因此而放弃对先辈们缅怀的赤子之心。

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朋友的支持下，开车到云南南松山战场旧址去悼念抗战先烈。一进入云南大雨连绵，当高速行驶的车遇到积水的路段，车似乎是在乘风破浪驶向我心灵向往的彼岸一般，此行共七天，有专文记载在此略到。只简单提及两点，到松山战场旧址时，依然下着雨，但不是很大照相时不是穿着雨衣就是将伞放在一旁，但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心情。此行也参观位于腾冲的抗战纪念馆及国殇园，还特意去了位于来凤山茶花科研所中的“贵州远征军抗战英烈”纪念碑。一旁新增设的纪念碑上，我站着父亲的名字下所照的照片，后来被主编荒原建议用到了“三叶草”作者介绍之中。更巧的是新增这组碑中，第一名就是荒原老师父亲的部下，生死与共的好友，在我父名字之后竟然也发现有王晓丹老师的亲人赫然位列其中。由此可见纪念寻找抗战先辈的路还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的有民族良知有爱心的参与和支持。

最后我以在2015年台儿庄坐谈会上发言中的几句话作为结尾以表达我的希望与诉求；（注：资料汇编仅限于参会人员及有关部门内部参阅，未公开发行）我文章的标题是“正视历史，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正能量”全文4千余字，仅提两点。

一、回顾历史我父亲注定是一个悲情的宿命角色。但作为军人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时时，他能有机会投身沙场报效祖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履行了一个军人 的职责。二、希望在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在相关的文史资料和纪念场馆能给他一个迟来的本该享有的名份和荣誉。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谨此而已。尽管往事并不如烟，但漫长岁月的历练早已抚平我们心灵的创伤，怨已无恨亦消，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有责任促成有关部门，给父亲一个实至名归的“平反”。

　

黄埔百年忆父亲

蓝毅

家世与成长

父亲万徐如1903年（黄埔同学录载）出生于贵阳的儒商家庭，祖上在贵阳新街口开了一间叫“仁兴合”的绸缎铺。祖父讳乙青公，共育有三子五女。父亲是家中的老幺，出生两年后，他的大哥（我大伯）万勉之即以贵州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身份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农学实科学习，并成为第一批中国同盟会会员。以后学业有成，定居北京，一生以教学为业，是享誉于世的“农学大博士”、教育家，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他娶梁启超夫人李惠仙之侄女李淑兰为妻，成为清末宪政领袖李端棻的侄女婿。父亲的二哥（我的二伯）万仲青毕业于贵州武备学堂，本可鹏程万里，却不幸病殁于寨蒿（独山）营次，其时父亲年仅5岁。

父亲入学发蒙时民国初始，正值国家大变革时期，亲眼目睹了贵州不少腥风血雨的场面。1919年父亲娶妻黄氏，不料新婚期间，贵州爆发“民九事变”，乱兵抢劫，社会动乱，他只好避居京师，投奔大哥，由此走近中国社会的政治中心。大伯万勉之居住于永庆胡同37号莲花寺的姚华寓所，姚华是近代著名学者，诗文词曲、碑版古器无不精通。书法、绘画亦有高深造诣。大伯因与姚华既是贵州同乡，又同有留日经历，还有姻亲关系，彼此相交甚笃。所居莲花寺，是姚华与朋友们论学，解答青年疑难，校勘古碑古籍，书画作诗之所，也是居京黔人们常常造访的地方，有“小贵州会馆”之称。经常走动的有梁启超、文宗淑（五姑妈万佩兰的丈夫，曾在日本担任外交官，做过横滨总领事和外交部三等秘书官）、蹇念益、陈国祥、朱启钤、王伯群、陈师曾（陈寅恪大哥）等人。父亲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学识得到增益，同时也不免养成少年老成和自命清高的性格。父亲不久后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899年创建，名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2年更名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肄业。

投身革命，进入黄埔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火蔓延至京城，北方政权出现巨大变数。父亲年轻有血性也好冲动，孙中山那句“只有打倒军阀，才能救中国”的话语，在他心中久久回荡，于是只身南下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广州，成为革命者中的一员。

1925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开始军旅生涯。毕业时，适逢苏联为延续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的“中山大学”。父亲本学俄文出身，自然轻易被选中，成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1926年，日本军舰炮击国民军守军造成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二百余人。正在北京农大教书、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大伯毅然带领学生参加到集会抗议的队伍之列。遭到镇压和迫害后，大伯从京返黔。其时北伐军兴，大伯在常德受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之邀，充任第10军秘书兼参议。后因王天培徐州军事失败，大伯返至天津，被北洋系拘禁三月，审讯一次，判处极刑。幸得亲友梁启超援救，由前总理靳云鹏保释出狱，始获新生。

而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也不平静。期间正值苏联内争迭起，反托派进入高潮，左倾主义盛行，父亲清高的气质自然看不惯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于1927年回国。不想正遇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大肆清算异己，父亲被人诬陷遭到囚禁，所幸甄别过关，免于一死。同年、同月父亲和大伯分别被南北两个政府所羁，又双双获释，托天之福，化险为夷。

抗战军兴，奔赴战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父亲奉调山西，在第二战区长官部，负责军需物资调配。1938年，第140师奉调台儿庄前线。王文彦是师长，父亲临危受命担任837团团长，率部在台儿庄外围禹王山与敌浴血奋战。前线官兵同仇敌忾，以劣势装备奋勇拼搏，抗击装备精良并占据空中优势之日军，伤亡甚众，但坚决执行军令，成为整个徐州会战最后一支撤守部队。140师也是台儿庄大战中唯一成建制参战的贵州部队。其中一位营级军官王若坚（贵州兴义人）是黄埔8期毕业生，后来成了我的堂姐夫，大伯万勉之的三女儿德卿嫁给了他。

徐州会战结束，宋思一接掌第140师。父亲奉调离开837团，开始忙于走南奔北的军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为抗战服务。1942年，父亲从甘肃到重庆述职时，原配黄氏在汉中遭遇车祸身亡。父失内助，子女失所依，幸有61岁的大伯伸出援手，妥为安排，得以善后。

1943年3月18日，祖母寿终于六广门老宅。其后，经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相识，很快谈婚论嫁。由于家中兄弟姊妹分驻各地，父亲遂将六广门老宅卖出；同时，二外公是华家女婿，于是腾出土地，让父亲在电台路新建洋房，布置花园，于是有了“万家公馆”的传说。

1944年初，父母正式结婚。但新婚燕尔，一纸调令，将父亲调到云南任第82师（隶第8军）副师长，旋因第71军攻坚松山战事不利，父亲再次临危受命上前线，以第8军副参谋长兼82师副师长身份参加滇西会战。当年我大哥出生，因父亲正在在松山前线指挥作战，遂取名为“松生”。

松山战役后，第8军军长何绍周奉调昆明担任警备司令，父亲作为其核心班底成员，也到了昆明，父母有了暂时的团聚。

社会变革，地覆天翻

抗战胜利后，军队裁编，父亲脱离军界。与昔日袍泽为养家糊口而走到一起，大家投资入股创办公司，使家中经济渐有起色。旋二哥出生，1948年我也来到这个世界。此时国共内战渐入尾声，国民党统治已江河日下，西南各省基本形成地方“自治”，四川王陵基主政、重庆杨森主政、云南卢汉主政，贵州则由谷正伦主政，退役军人纷纷被召回。作为黄埔三期老资格的父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被任命为贵州特货稽征处处长。该处由省府各处调员组成，工作性质也很简单，就是将省府历年收缴的鸦片变现，以补贴省政府财政不足。史料中也查到父亲与桂系黄绍竑因此业务的一次会面。

1949年底，何绍周出任十九兵团司令，他见局势难以维持，借口出走，公事托付王伯勋，让其接掌第十九兵团；私事则交给父亲，将其在昆明的公馆由他最信任的袍泽来打理，父亲遂告别家庭到了昆明。之后，谷正伦逃离大陆去了香港，何朝宗所率的贵州流亡政府就在父亲的安排下，住进了何绍周公馆。

12月9日，云南卢汉起义，何朝宗和父亲等贵州军政人员也签名走上起义之路，使云南人民免于兵燹之祸。母亲带着我们在贵阳家中，天天倚门望归，然而最后得到的却是父亲去世的晴天霹雳。当时我不够两岁，妹妹也刚出生不久。

1984年政府为父亲的名誉进行了平反，他的抗战功勋和起义之举也得到了承认。2015年我与妹妹一起作为嘉宾奔赴台儿庄，参加了“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暨《台儿庄大战黄埔师生名录》首发座谈会”，缅怀父亲的征战历程。值此黄埔建校100周年之际，怀着荣辱交加的心情，写下此文遥寄父亲的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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