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水坝·画册 2023.08.22 定水坝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大新村,是一个海葩苗族的聚居地。70多年前,贵州大学教师杨汉先与美国学者桂玉芳曾驻村做田野调查月余时间,后作有调查报告一份现存于哈弗燕京图书馆。 目录:定水坝 中国贵州苗族稿本源流考 定水坝海葩苗调查报告 回顾我的历程 以下缩略图可点击打开详图 定水坝
定水坝海葩苗族背饰
便装
盛装
采菌子的季节
后裙装
杨德智,1939年生,桂玉芳当时就住在他家,他背后那所建筑的位置。他爷爷杨正选时任龙里县东区区长,他领来了杨汉先和桂玉芳。 桂玉芳大部分时间都在摆弄打字机和照相机,每周都会叫上滑竿去龙里或贵定赶场,也会买很多糖来招待儿童。
椎牛祭祀石柱
另一位记得桂玉芳的老人。他说后来流传李桂英取走了池塘的金蛤蟆,导致水量减退。
定水坝就源于这个池塘 点击可打开高清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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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哈佛大学藏中国贵州苗族稿本源流考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王成志
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何为海蚆苗? 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 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 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
汉先是谁? 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 引言 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 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 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 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 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 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 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 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 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 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
美国学者是谁? “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
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 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 《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 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 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 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
如何到哈佛大学? 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
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 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 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 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 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 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 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 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
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
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
结语 《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
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 (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 |
附录二
附录三
滇東北苗族的第一位歷史學家 ——我所知道的楊漢先先生 黎田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貴州日報》第17789號登載了如下一條消息:“我省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優秀領導幹部、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原省民委副主任兼省民族學院院長、貴州大學副校長、省民族研究所所長、省政協副主席楊漢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十八時五十七分在貴陽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楊漢先先生離我們而去了,我們深深地緬懷這位先輩。在威甯石門坎這塊高寒偏遠貧困的山區,第一次建立現代學校——私立石門光華小學已滿一百年的時候,請允許我冒昧地向比我年輕的同胞們介紹這所學校出來的楊漢先先生。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陽歷十一月七日、農曆十月十日,立冬時節,楊漢先先生出生在貴州省威甯縣石門坎雨撒壪,這個村寨苗話稱作 'M? NA Z£。他父親是早年擔任英國傳教士柏格理牧師苗語教員的楊雅各先生。他們家是地道的苗族家庭。由於他父親在石門坎基督教會傳道,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及時送他進校讀書。所以楊漢先先生和他同時代的苗族知識份子相比,他是到入學年齡就能上學的少數苗族學生之一。一九二六年,他十三歲的時候畢業于私立石門光華小學高小部。同年九月以優異成績考入昭通宣道中學讀初中。初中畢業當年,一九二九年九月,楊漢先先生進入四川成都華西中學讀高中,其間除攻讀課程外,他積極協助過當時在華西協和大學教育系學習的朱煥章先生編纂《西南邊區平民千字課》,他自己又和朋友一起創辦進步雜誌《朝陽社》。在上高中期間,有一年他患病休學,不得不返回家鄉石門坎雨撒壪休養。在養病的這一年,他又無報酬地輔導因學校停辦而被迫返鄉的三位苗族初中在校生學習。也因患病休學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才從成都華西中學高中畢業。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他被委任爲石門光華小學校長。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朱煥章先生接任該校校長後,楊漢先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去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歷史系學習。入學第二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他便撰寫出了題爲《苗族述略》的論著。在這篇著作發表後,他又撰寫了《大花苗移入烏撒傳說考》、《大花苗歌謠種類》等歷史性論文。他是民國年間撰寫論文將苗族歷史、文化及習俗介紹給外界的少數幾位滇東北苗族先輩之一。 一九四○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他在貴陽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任工作員。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他在成都華西大學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 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十月,他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館任工作員。 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昭通明誠中學和女子師範學校任歷史、英語教師及學校總務主任。 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在貴州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師。其間他積極參加“愛國家、愛民族”的進步活動,被推舉爲貴州“爲民族而鬥爭”的聯繫人。參加了“苗彜自救會”。一九五○年元旦,他積極組織貴陽市郊的少數民族同胞前往貴陽市六廣門體育場參加歡迎解放軍進駐貴陽的活動。 一九五○年五月至七月,他任貴陽師範學院講師,同年六月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他被委任爲貴州省人民政府委員、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九年,他參加籌建貴州民族學院的工作,其後被委任爲該學院院長;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他又任貴州大學副校長兼貴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長;從一九六三年起,他連任貴州省政協三、四、五屆副主席。他曾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一、二、三屆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一、二、三屆人大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員。 楊漢先先生是滇東北苗族第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王壽亭先生在介紹楊漢先先生的生平時說:“楊漢先同志是長期與我黨合作共事的一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少數民族中有一定的影響和代表性。”他“幾十年如一日,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爲我省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特別是爲我省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民族團結嘔心瀝血、竭盡全力、貢獻了畢生精力。”“楊漢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爲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一生。” 筆者有幸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會見過楊漢先先生,那時他在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裏辦公。因我要去北京讀書,我到達貴陽我父親才知道這個消息,他擔心我帶的錢不夠到校後購置被褥盆碟書筆紙墨等用品,便在其出差途中打電話給比我年長與我隨行的朱正良老師,請他領我去見楊先生,向楊先生借一些錢帶上,以便到校後方便。楊漢先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即給了我三十元錢。現在的三十元錢不算多,但在那個年代,三十元錢是我父親當時作爲中學教師時月工資的一半,七、八元錢就夠支付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所以一次借給我三十元錢,在我看來是一筆夠多的慷慨數額了。我不會忘記楊先生對我的幫助。 後面,請允許筆者全文附上楊漢先先生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即一九三七年二月,在成都華西大學歷史系完稿的《苗族述略》和在民國三十年寫的《大花苗名稱來源》兩篇論文,來表示我們滇東北苗族的石門學子對他真摯的紀念。
苗族述略 楊漢先 (一)古代居住地域考述 《尚書》舜典雲:“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呂刑雲:“苗民弗用靈,制以刑。”舜典雲:“七旬而有苗格”。湯誓雲“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諸群,以征有苗。” 凡上所引,算是最早記載三苗的文章。三苗立國疆域一時不易確定,文字所說的不過如下所述。 《戰國策》:“吳起雲,昔三苗氏之有天下也,右洞庭,左彭蠡。” 史記五帝本紀中,帝堯條曰,“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 史記附注記曰:“……吳起雲,三苗之國,右彭蠡而左洞庭,按洞庭湖名,在嶽州西南一裏,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裏,……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地也。” 續文獻通考雲:“苗,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多有之。” 如此,則三苗之國當在湖南江西一帶。後來遷移到滇、黔,當系溯長江、沅江而上。 對於苗族的來源,尚沒有一致的結論,不過由上邊所舉的記載看來,要說苗族是曾度住過長江中域,這是無可否認的,現舉一首花苗的史歌以資證明。 ......P? L· P? T? H? XÉ P? JÁ M?, D'? P? K· S¡ H? T? Já LÍ, Y? D'? NTÍ C? Q? M· I´' P? D?, NTÍ C? Q? M· Jµ KÌ S¡ D? NT· ......這是苗族歷史歌裏的一小段,歌詞的意思頗難解釋,即是苗人中也有大半不懂的,只有少數老年的歌手“可以解釋歌裏的‘NTÍ C? Q? M·’爲長江,而地址尚待考證”。苗族社會裏有一種很美麗的歷史故事,大半是描述戰爭的生活。我們借此可知苗族數千年來的生活,都時時刻刻在戰爭中。此歌的大部分是描述戰爭的情形,其作戰的地點便是NTÍ C? Q? M·了。“NTÍ C?”二字,意爲寬遠,“Q? M·”乃專有名詞,歌裏形容NTÍ C? Q? M·之廣泛與偉大,很具有古代大平原民族生活的風味。由此可見苗族曾經在長江流域住過,並且所謂NTÍ C? Q? M·者,或即長江也。這種說法,雖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有助於研究苗族歷史的參考。諸如此類的材料,還待專家們的努力呢。 其次,關於苗族的來源,史書所載多不可靠,如《後漢書》南蠻列傳竟以盤瓠爲犬而苗爲盤瓠之後等便是一例。至於苗族遷徙之詳情,有的以爲“苗族當在虞夏民族。”(四卷五期之《黔苗近況述要》及調整綱領,童振藻著)有按劉錫藩先生的《嶺表記蠻》苗族一段所說“……武漢通夜郎,伐昆明,通南越,服哀牢,馬伏波征交趾,嚴五溪,諸葛武侯征南蠻,勢如摧枯拉朽,攻無不克,非夏禹時之倔強矣。此族敗迢之始,以積有風隙之瑤民阻於其間,故由湘西折入滇黔,不敢向粵逃竄。”由此可知苗族之入黔,當在漢朝之先或即春秋戰國之際,且據劉先生的看法是瑤族在先,而苗族在後(入中原比苗族在先)。而從歷史來看,戰國之際,楚威王遣莊蹺帶兵入巴,一路平定蠻族,則苗族入黔,當在戰國以前了。 以上所論,乃是苗族過去的地理分佈,至於今日,當以滇黔爲他們的大本營,而兩廣、川、湘、鄂分佈不少。 現在將苗族分佈的地域列表如下。 貴州——花苗 郎岱、安順、修文、貴定、織金、黔西、威寧、清鎮、普定、鎮甯、關嶺、貴陽、定番、大塘、廣順、開陽、紫雲、永甯、平越。 ——白苗 貴陽、定番、大塘、廣順、開陽、龍裏、貴定、修文、紫雲、劍河、黔西、黎平、平越、麻江、黃平、甕安、爐山、榕江。 ——黑苗 黃平、鎮遠、台拱、劍河、施秉、天柱、平越、都勻、八寨、都江、丹江、獨山、麻江、爐山、黎平、永從、榕江。 ——青苗 貴陽、長寨、定番、大塘、羅甸、廣順、龍裏、貴定、修文、安順、郎岱、紫雲、鎮寧、普定、平壩、清鎮、大定、黔西、遵義、織金。 ——紅苗 德江、銅仁、松桃、遵義、石阡、天柱。 ——仲家 荔波、貴陽、長寨、定番、大塘、開陽、安順、修文、貴定、龍裏、郎岱、紫雲、永甯、鎮寧、普定、平壩、清鎮、大定、織金、黔西、威甯、水城、興義、貞豐、安南、普安、冊亨、平越、甕安、餘慶、都勻、獨山、麻江、榕江、丹江、都江、劍河、廣順、台拱、畢節、仁懷。 湖南——紅苗 永順、保靖、永綏、乾城、鳳凰、主溪、通道、綏寧、靖縣、晃縣、麻陽、桑柱、龍山。 ——瑤族 江華、永明、甯遠、常寧、酃縣、零陵、道縣、東安、長谿、瀘溪、新寧、五閣、新田、邵陽、淑沛、黔陽、郡陽、永興、桂陽、資興、宜章、桂東、綏寧、太庸、臨武。 雲南——花苗 大關、彜良、宣威、昭通、鎮雄、威信、曲靖。 ——白苗 羅次、紅江、蒙自、宜良、石屏、文山、五定、金河。 四川——白苗 筠連、高縣、珙縣。 廣西——瑤族 養利、南丹、天保、思恩、靖西、瀗縣、鎮結、龍茗、西隆、都安、鎮邊。 廣東——瑤族 曲江、乳源、樂昌。 由上表可知苗族的分佈,以貴州爲最多,雲南、廣西次之。大抵苗族近百年來,與漢人混居,多所融合,現所餘的,爲數已少,所以似乎每縣都有他們的足迹,但一部分已無顯著特徵了。
(二)苗族的支系 我以爲以往苗族的支系,未免太多。如果以一風一俗、一方一言同異而分,則僅就黔省來說,也有數十種之多。但是反過來說,有些分類,有未免不科學,例如一般人所謂苗族除漢族外,幾乎包括中國西南幾省的民族。本文的分類,想把苗族分爲真正苗族與非真正的苗族,以便研究,因爲如果將非漢人都一律歸在苗族,則滇黔兩省共二百餘縣,幾乎無一縣沒有苗族居住了。 在《黔苗圖說》裏的八十二種,如果包括起來,僅有苗族、彜族兩個民族而已。這是由性格、體格、語言和風習的根據的結果。 日人烏居龍藏謂:“苗人以外的種類,如宋家、蔡家、龍家……在廣泛之名稱下,稱之爲苗族。然以純苗而言,既不能稱之爲別種,此不特苗族自身謂然,即漢族亦莫不謂然也。……(《苗族調查報告》中譯四十五頁)烏居氏曾親身經歷苗地,搜集許多關於調查苗族的材料,他的材料不但是由苗族親口講出,而且是與苗族混居的漢族所講的,所以是比較有價值。烏居氏在考察的結果,把苗族分爲五類。 ①紅苗;②黑苗;③白苗;④青苗;⑤花苗。 以上五種苗族的區別,乃由服裝顔色的差異而得,此外並無多大的意義。 關於苗族的分類,我以爲目前所能依據的有下列數項。 (一)體格;(二)性格;(三)語言;(四)風習;(五)裝飾。 …… 據我個人的意見,以爲苗族只是下列五支。 (一)紅苗;(二)黑苗;(三)花苗;(四)白苗;(五)青苗。 此外非苗而列爲苗族就不少。 簡單說來,現在西南的民族,只有數種。苗族所包括的,除了上面所提五大支外,其他例如九股苗、八番苗、打鐵苗、鴉雀苗……等苗,都可一律歸在五大支系裏面。苗族之所以有極多的名稱,一方面是由漢人的稱呼,一方面是由地理的環境關係。原來最初苗族的支系一定很少,因爲遷徙處的地理不同,加之漢人雜居其中,一旦此地與彼地之間隔斷,久之方言就有變更,風俗也有差別,服飾也有更變,甚於有些早與他族融合。至於彜族所包括的也一樣的多,例如倮倮、白彜、棘人……等均屬之。我們要從彜人與苗人中找出區別,可由體格、語言、風俗、性格而定,大抵彜人體格較苗人高大,語言不同,風俗較苗人嚴厲,性格也較苗人剛毅,苗人則趨向漫弱,性格較之彜人柔和。 日人烏居龍藏對苗族的研究,謂:“苗人之性格如何,一言以蔽之,陰鬱沈靜也。欲知此種性格,可就其容貌或表現於外之音樂、色彩及花紋等觀查而得之。據餘所見爲‘容貌’顯示彼等極其憂鬱。其次爲‘音樂’,如於‘苗族之笙’中所詳述者。樂歌避用銅鑼、皮鼓等,喧囂之樂器,而常用靜之笙或笛。又如衣服之色,亦頗陰鬱。”我們讀了這一段文章,至少可以得一二分的認識。在我個人的觀查,大半與烏居氏的意思相同。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即是苗人受了地主的剝削,,從不見起來反抗,卻只留下一些悲慘的故事,或陰鬱的詩歌給子孫們講述歌唱。自然不反抗的原因,還有別的,但由此也可見其性格的一般了。至於彜族,可以從他們的社會裏看到鋒銳的許多互相衝突,可以看到兇惡的武器,尤其最近以來,可以看到他們的快槍和充足的子彈。這一象徵他們的性格是活動的,強悍的,而決不同那些陰鬱的苗人了。
(三)苗族的服飾 苗人的服飾,有些已與漢人融合,非在偏僻的地方,不易見到真正的苗服,其中比較尚保存有古風古式的,恐怕要推黔西的花苗,每一支系的苗族,他們所用的花紋及顔色,大概有些區別。其中當以花苗的服裝爲優美。這種服裝的樣式很簡單,用花絨羊毛製成,恰似古代鎧甲和肩甲一樣。上面有各種花紋,顔色以紅的爲多,黑的次之,藍的最少。大抵研究藝術的人卻承認古代民族的藝術都喜用紅色。因爲紅色可以代表勝利,又可以象徵快樂。 其次這種豔裝的花紋,多半是幾何式的對成形,這也很合古代民族藝術的原理,所以從藝術立場來講,苗族的服裝都很有藝術價值。 以此足證苗族文化並非最低等的。苗族婦女圍裙之花紋,多用蠟纈之法,在我所得的材料中,大概苗族多用三角形的花樣或正方形或有規則的斜方形。 我少見苗族中有動物或曲線的花紋的服飾。我所見的多半是直線式的花紋,白苗裏面的花紋較花苗複雜,這也足證他們的文化是比苗族高些,苗族服飾無電波花紋的說法,我也贊同,我主張應該在多方考究,因爲各地方苗族的服飾相異的不少,而過去的研究者能見到的也僅一方,所以這類問題,現在不能說是已經完全解決。 花苗豔裝衣袖上的花樣,仍然以蠟纈的方法製成,所用的線條,都是濃熏之色,現一種古雅風味,烏居氏謂:“總括言之,刺繡之線,乃用濃熏之色,現一種古雅風味。”尤其黃色視之幾如金黃色,使人産生一種尊嚴崇高之感。加之花紋之分子由渦紋蔓草等而成,善於用各種色線刺成,且作富於興趣之連續。 由此可見苗族美術的特殊了。據烏居氏的說法,以爲由花苗的花紋研究,已足證明苗、漢的關係,可是這類材料現在不易得到。 花苗服裝工作浩大,每有數年始能完成一件的(苗人的農作忙碌,故非閑時不能製作)。它的價值一套(男裝)約值國幣十五元左右(銀子)。女裝一套約值二十元左右(女裝附有裙子之故)。這種豔裝在三十年以前,花苗中甚爲流行,近年以來,因爲受外界環境的影響,他們忙於謀求生活,沒有餘暇去製造費時費錢的東西了。現在除了結婚或逢重要的節日外,使不常著豔裝的。在夕陽下,在涼夜皓月的秋夜裏,他們著上華服,歌著、舞著,顯然是一個愛美愛藝術的民族。 大抵與漢人混處的苗人,都有與漢人融合的趨勢,其住居亦完全與漢人的住房一樣。現刻靠近滇南與滇西一帶,尚有全保有原樣的白苗與花苗,他們保有原來的苗人的文化,如果到該處搜集材料,自然較他處更爲完全。 白苗尚白衣,有時用靛染成青色,女子都著短裙,,前蓋圍腰,以便工作時不致汙損裙子。 現在研究苗人藝術的人絕少,參考的材料當然無從所得,所以除了個人所親見以外,無從得到材料,以供愛好邊地藝術的人研究。例如日人烏居氏的研究,我認爲僅僅是花苗中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花苗藝術,他仍然沒有見到(按氏所得之花苗服裝,只是安順極少數地方),所以我們希望有人能夠作廣泛的搜集,然後可以從這許多的寶貴材料中去找出一個較爲可靠的結論。 總之欲研究苗族的文化,欲研究苗族的社會制度,欲研究苗族的族源,欲研究苗族的性格……。服裝的研究,就是其中一條路徑,也就是一個極重要的工作。因爲苗族的不少文化,都與他的藝術有關,而服飾乃是藝術之一。所以欲知苗族的過去的一切,必須研究他們的藝術,可從服飾著手。
(四)苗族的音樂 《爾雅》道:“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 ……笙之大者立竿。”《 黔書》卷四釋名道:“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簧,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 由上可知笙的來歷極早,至少已四千多年,現刻依然還在西南的苗民中存在著,這實在有研究的價值。我所知道的,在苗族中極盛行的樂器,只有蘆笙、笛子、木葉、簧琴等而已,木葉是天然而未經人工製造的樂器,不唯苗民就是彜民,或邊地鄉間的漢人,也極盛行。因爲它的用途甚廣,而且來得也極便利。至於笙笛等樂器,都需人工製作,而以笙爲較繁。簧琴是笙的變形,它只是單獨的一個簧,吹時從口裏吹氣出來,使震動的彈簧碰著口裏的氣,便發出高低不同的音來,可是聲音及小(奏時先張口,將簧橫置口外,然後用手指震動,從口中微微呼氣,或把口放大縮小,簧因空氣的緣故,使發出不同的音)。這種簧琴,最盛行于川南的白苗和滇東的花苗,是用銅製成的,間或也用竹,不過比不上銅的好。苗族中一般青年男女以之爲戀愛的工具。簧琴的樣式,普通長約三英寸到四英寸,一段尖銳頗似箭形。奏時其音的悠長,帶著一種悲涼和古雅淒慘的情調。要是在萬籟俱靜的深宵夜裏吹奏,雖在數百步外也能聽見,尤其在高秋幽谷的苗疆奏起來,因兩旁山谷的回音,實有異世的感覺。 簧琴的來歷,現刻還不十分知道,它的歷史年代也不能定。據我推想大概是由笙變化而來的。因爲笙也需要簧才行,而這兩者都是一樣的構造,也許苗民在造笙時,偶然發明的。因爲笙比較複雜,而簧琴比較簡單,故能運用自如。 簧琴多爲青年男女所樂用,故其詞曲多屬情歌之類(參看後面花苗情歌曲)。吹奏時,大半是男的先奏簧琴,而後女的隨曲作歌而答,或是女的奏簧琴,而男的歌答。彼此交換情意時歌時奏,也很有趣。 現在要說苗族的笙。笙的來歷,大概爲苗族所發明,是他們固有的樂器。不過漢人到中原來後,因受苗族的影響,所以有時也採納苗族的特長,而笙這一種樂器,便爲漢人所採用。在苗族中(青苗、白苗、花苗、黑苗、紅苗)沒有哪一支苗族不用笙的。雖說現在有些已不盛行,但以往是他們的主要樂器。現在黎、僮、瑤……等民族都很盛行,唯有彜族不用。這也可以證明僮黎仲苗等民族是比較有密切關係的。關於笙的研究,居日人烏居氏言,“苗人所用之樂器,有現在實地所見者,可分爲兩種,一爲笙,一爲橫笛,兩者均爲彼等自製,以供娛樂之用。……笙爲一切苗人所使用之樂器,謂爲彼等固有之樂器亦無不可。” 笙多是伴舞而用的,能奏笙的人都能舞。笙的用途,大抵有兩種,一是祭祀而用,一是慶祝而用,但現在一般苗民青年,都喜歡吹奏,所以雖不是祭祀,雖不是佳節,也可以隨意吹奏,一支笙只有六音,因爲這種樂器沒有半音程(烏居氏以爲一呼一吸能生半音程,在我的實驗卻沒有這種結果,僅不過在一音的一呼一吸中發生極微小的差異而已,卻難說那是半音程)。現在把烏居氏研究中的一段文章,寫在下面以資參考。 “余親與苗人相接,雖於學術上集積若干之研究,然毫未見其特有之曲譜,且和於音節而歌者,亦絕未耳聞。然笙或爲彼固有的曲調,雖不易推知,但我所見者,僅以上六音合奏,奏者在任心意開閉管孔,只使音色發生變化,而其音色在自然的呼吸上,有多少不相似的音色(強弱不同),故奏者不僅要弱而靜,且須如譜奏吹爲低音。由此可以證明彼等之最陽性若也。由於其音色之優雅處,每令吾人連想至一種手提琴也。” 以上表明他研究苗人音樂的結果,得下列數項: (一)苗族的音樂,無一定曲譜,——至少是奏笙無一定曲譜。 (二)苗族奏笙,其音色只由呼吸之強弱而顯明之。 (三)苗族之笙,音色優雅,頗帶低音,故其民族性格必爲陽弱也。 烏居氏又曰,“苗人吹笙,不僅無一定的曲譜,且無歌以伴之。” “此爲男女只遊戲,彼時男子在旁專心奏笙,而女子以舞蹈和之,足接踏拍子,此時多數男子互相合奏。吾人耳聞此種音樂弱沈靜之二音合奏聲,不禁起一種悲哀之感。” 由上二說,吾人又得下面四點: 四)苗人的笙是沒有歌作伴奏,而單獨舉行的。 (五)男子奏笙的時候,女子可以伴舞。 (六)許多笙可以合奏。 (七)笙的吹奏令人有悲哀之感。 上面七點,我感覺到的大概也相似,可是第一點我不同意。 烏居氏以爲苗族的笙,無一定的曲譜,這大抵是個短時間未能看出的原故。實際上他們並不是無一定曲譜,而且這種曲譜是很多的。例如祭祀所奏者,有楊氏祭祀曲,劉氏祀曲,各不相同,不過他們的曲譜多是類似進行曲與迴圈曲,奏時又多合上三音以致六音的合奏,所以不容易分辨清楚。有時候可以做四重、五重登合奏,其音哄然,更不能識別,所以非有相熟的朋友,或久在苗人中住過,並且知道他們音樂的人,就不容易明白。而且各支苗的吹奏,又各相異,所以各有各的曲譜。笙所用的曲譜不同簧琴的曲譜,因爲笙比較複雜,而簧琴則簡單。 現在用笙的民族除苗族外,尚有僮、瑤、黎,他們也象苗族一樣,可以伴舞,可以數人合奏,還可以有少女伴舞。 劉錫藩在他的嶺表記蠻的音樂中(十九章)說:“蠻人奏蘆笙時與奏軍樂無異,團圍圓周形,一善吹者立其中,告隊吹某調,既抱笙先吹,舞蹈如式。吹畢,圍衆接聲吹之,音調有一定格律,動作有一定規矩,故吹者甚衆而聽之如出一口。” 由這段文字看來,苗人的笙,不是亂吹的,是有一定的曲譜的。 說到苗人的笛,與漢人所用的是一個樣式,多由吹者自製的,他的音比漢人所制的還要正確,凡青年人都各有一支,每因小河阻隔,遙遙相望,遂借笛聲,以交通心意。苗人吹笛音長而氣舒,遠遠聽來,很能動人。苗人吹笛的曲,多屬情歌與簧琴所用的一樣。他們的情歌也只有一種曲,音忽而升高,忽而低落,聽了也還悅耳。 說到吹木葉,凡是分隔的各民族無不用之。因爲木葉既很便宜,而應用也頗如意,例如滇東北一帶的漢人常吹又唱曰: 一首木葉一首歌, 兩首木葉翻半坡。 三首木葉翻丫口, 阿妹何日得到哥。 這是一首山歌,是一首情歌,形容野外男女青年的熱情,都用木葉來傳達,證明木葉用爲樂器,是極普遍的。 木葉的發音,極其高昂,極其自由。雖是很單純,卻很高爽,大有秋高氣爽之概。如用三個四個合奏,特別悅耳。如果用木葉、口琴、笛子合奏,特別美麗,假使旅行到苗區去,隨時都聽得著苗人用木葉吹著他們的情歌曲調。 花苗的歌可分三種。 (一)情歌 (二)故事歌 (三)歷史歌 1、戰爭歌 2、生活史歌 以上三種歌都可以唱,他們所用的曲譜有兩種: 一、情歌譜, 二、歷史及故事歌譜。 概括的說,苗族的歷史歌音樂,正如烏居氏所謂:“充滿了淒涼與悲哀”。它好比深秋裏浸透了的野白鶴一樣陰鬱,好比深冬的天空佈滿了烏雲般的淒涼,但是這種陰鬱,這種淒涼的音調了卻帶著一些血的與情的成分在裏邊,而這樣的音樂,是極自然的,他所有的悲哀,一方面是對自然的悲哀,一方面是對封建社會裏的被統治者的呼聲一般的悲哀。他的讚美,也是對自然的讚美,好比一多在沙漠裏生長出來的野花,欣賞晴空的陽光,卻沒有誰個給予它的肥料一樣。
(五)苗族的語言 研究苗族語言的書籍殊不多見,尤其是漢文書籍,多難找著。現在我們僅見著舊而零星材料,難於找到新的,至於用語言學的方法去研究材料,簡直看不到一本。例如貴州的《安順府志》苗俗記與《苗防備覽》等書,除了用一些漢文注明苗人的幾種音語以外,便拭不到什麽了,其實照《苗防備覽》上的音來看,許多都是錯的。 中國西部民族的語音,可以說都是單音語,與漢語相同,只不過是構造上有差別罷了。而在構造中,又以動詞、形容詞、介詞等爲主。英人S·Pollard,在他所著的In Unknow China一書中的Aboriginal of west China一章裏,提到雲、貴兩省苗族語音的構造,他說:“苗族彜族的語音,都是一個種類的。他們的語音,在第一句中,多是有母音在後面,並且除去少數的例外,極易見到yo–ko,Ha、ma、gasa、Ba、Ra等音。”柏氏又謂:“日語或受苗語之影響也未可知。日語它由西方中國海沿岸一帶而來。其實苗族大概居住在中原及海邊一帶。”由這一段可以明白苗語的大體。柏氏謂“彜語受事在前,而句主在後,助動詞常在後面,而苗語則不同,苗語動詞的用法常在句主受事之間,與英語無二,它能夠充分的接合句主與受事,並有一定的文法”。這是柏氏在彜苗地區經過多年的考究所發表的論述。 大概說來,動詞的應用與漢語無異,統括的能力比較漢語似乎要強些。例如漢語謂“姐妹兄弟”苗族用“ma noon”兩字就可以代表(但是他們對親屬的稱呼都比英語詳細)。苗語的形容詞常是置於名詞的後面,例如說“他是一個笨人”,苗語把笨字放在人子的後面,所以應當說“他是一個人笨”,如說“這是紅花”,苗語當作“這是花紅”。 劉錫藩先生研究廣西瑤民的語音,他的結論是瑤人語音尚未完備,數物名詞有用倒語,且各個蠻族語音有互連環之勢,而蠻語也有與漢語有關係的地方。可知苗族語音與其他民族語音相通者不少。不過如果比較起來他卻有他的支系,而我們要知道純苗支系分佈的地裏,可以由他們語言的結構與發音來斷定。苗族中的各支系他們的語音,又彼此不相同。例如花苗語不同別的苗語,結構也有差異的地方。不過比起來算是很小,在數位上幾乎是一樣的,結構上除了紅苗比較有些差別外,其他都大同小異。 中國西南部純苗數位的發音,有些近似。自然名詞及其他各樣的發音,不同的地方很多,可是他們在數位上的發音,已經充分證明其語音相差程度之少。還有,從前我們只知道苗族居住的領域,是在中國領土內,現在由東南亞一些國家來看,可以證明苗族分佈的範圍不算小哩。 概括來說,苗族是獨立語,是分析語,也就是單音級法,與其他蠻族相同的地方很多,尤其是貴州定番一帶的仲家,它們呼一爲以,二爲啊,三爲此,四爲不懶,五爲布,六爲堵,七爲陝,八爲易,九爲價,十爲各,與苗語差別不大,至於要從苗語中研究其民族的來源,並與其他民族的特別關係,則待專家的繼續努力。
(六)苗族的詩歌與故事 要研究一個民族,除了語言、體質等外,還要研究他們的藝術與民俗。詩歌故事,雖是藝術,但也是研究民族歷史很重要的部分。因爲詩歌故事是研究民族歷史必需的,所以研究中國邊地民族的人,都該注意。例如近年來有關西藏方面的故事或詩歌,都有人去研究,而且已經拿來貢獻在社會的面前了。也是苗族或彜族方面,我們都很少見過。殊不知他們也有很優美的詩歌與故事哩,據我所知,現在研究苗族詩歌故事的人不多見,只有到中國邊地傳教的外國人在那裏研究的漸漸多了。這實是一抱愧的事。 前面說過,苗族有一個愛好藝術的特性,這由他們的日常生活裏表現出來。他們對詩歌也一樣的愛好(尤其在未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區域),所以他們的詩歌,也特別的優美。讀者想都曾記得,古代希臘雅典的文化裏,他們的教育,是很注意美術的,所以他們貢獻給後代的文化,也是以藝術爲主,例如荷馬,便是聞名世界的詩人。大凡一個民族,從他沒有藝術的藝術作品的文藝,直到以詩爲藝術的,專爲娛樂的長時期,其中常要發生一些敍述事詩歌,而且有人專門唱的,這種詩歌或敍述以往其民族的生活狀況,或稱讚其以往民族英雄之功績,或是描寫已往戰事的情況。這些專門唱詩的人就叫“歌手”,荷馬便是一個歌手。苗族裏也是一樣,他們有專門唱歌的人,也有專門吹笙的人。前者他們一樣的名爲歌手,後者名爲笙手,他們雖然不完全以這種技能爲職業,但是他們都有特別的專門的技能,所以逢慶祝或祭祀的時候,他們一定要到場的。如果因特別情形不能赴會,常有由數百里以外聘請的,像這樣的習慣,在沒有受漢人影響的苗族,很容易見到,並且從他們的詩歌與故事可以看出來。(苗人每家有笙,年長則學歌舞,這是表明其普遍性,有如常識一般。猶如古代雅典教育,凡學生都須習音樂一樣,但並非人人都是音樂家或歌唱人。)他們有許多故事,是敍述歌手及笙手,他們的詩歌或故事的結構非常的好。 苗族中我以爲能保存他們一部分文化的,要算花苗,如果我們考察花苗居住的領域,大抵可以證明。現在花苗居住的地方,大概不是漢人盛居的地方。例如貴州的花苗,都在黔西,不在黔東。雲南所有的花苗,居住的地方也是漢人較少的地方,且有遷入安南者,由此可以證明花苗所具有的漢族文化,實在沒有別系苗人爲多,所以他們所保存的風俗文化也比較純粹,並且我們還可以下一個結論,花苗由中原遷到西南,比較其他各苗爲早。所以我以爲研究花苗的故事或詩歌,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結論。花苗所有的歌謠,純粹是他們自己固有的,而且他們絕不與其他族人通婚,足證他們的文化是比較其他苗人爲純粹。 花苗的故事,與其他民族一樣,可以分爲三類: (一)神話 (二)傳說:①戰爭的傳說;②歷史的傳說;③英雄的傳說。 (三)民潭:①愛情的故事;②愚人的故事;③動物的故事;④教訓的故事。 至於花苗的詩歌,可分如下: (一)故事歌 ①哀傷的故事歌;②神話的故事歌。 (二)敍事歌 ①英雄的敍事歌;②戰爭的敍事歌。 (三)歷史歌——有秩序有連貫的。 (四)情歌。 苗人講說故事,很爲盛行,幾乎五六歲的小孩都能夠說故事。故農閒的冬天夜裏,常有幾十個人,圍在一堆炭火旁邊聽老人說故事,說故事的老年人,有特別的口藝,有類似現在街上說評書的人一樣,能夠使聽者憤激得跳起來,也能使人悲哀得掉下淚來。 我們研究苗族詩歌與故事,有兩方面的價值。一方面可以得知他們的民族性,二方面可以探索他們的歷史線索。所以我們爲要徹底明瞭苗族的性格,或是要徹底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他們的故事和詩歌,很可以提供研究的材料。現在我們把一首神話的歌寫在下面一作結束: 古時洪水泛濫,把人類完全淹死,只剩下一對兄妹,因爲他們是兄妹不能結婚,但是另外又沒有什麽人。於是兄妹兩人,各負上一塊大石,從山嶺滾到山下,豈知兩塊滾下的石塊,都互相連一起,於是他們就成了夫妻,不久生了三個兒子。二子與三子便叫大兒子去官,大兒子當不成,於是三兒子去當官。不久他們分了家,大哥與二哥都用草把作地界,三弟則用石塊作地界。不久山谷裏起了野火,於是大哥二哥的地界都燒掉了,只剩下三弟的,這樣三弟便有了全部家產。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寫于成都華西大學歷史系
大花苗名稱來源 楊漢先 大花苗名稱何來?此爲一頗富興趣之問題。據吾人所知者,名稱之出現不逾百五十年,而文獻方面所應用爲時尤短,按大花苗之名稱似與小花苗之名稱同時出現,蓋兩者互爲相對放。果如,則大小花苗彼此關係之密切可知矣;今單就大花苗而言: 第一,吾人須求知者,即吾人所稱之爲大花苗者究爲何支苗族?以其語言爲標準?以其服飾爲標準?抑或以地理爲標準?均須範圍,所以便利考證故,而予意則以爲爲語言服飾爲標準較妥,蓋今有以大花苗名稱概括一般花苗者,在研究進行中偶有不便處。 第二、大花苗一名稱我國舊志無有,足證其出現與應用常在各書著成之後,又或爲他種名稱轉訛也,然舊志苗種名稱,多據自漢書,已非本來面目故無追溯必要。至大花苗一名稱之應用於文獻上者,最早似爲英國聖道公會之佈道牧師等,所發表之遊記冊,嗣後各報章雜誌均於登載貴州苗民社會情形時採用之,故從文獻方面考究爲時乃最近,且其取用此名多援自舊說,唯名稱之來源則未究耳。 第三,根據傳說中之追溯則頗有趣。其一曰,該支苗舊時曾居衆苗之首位,故名曰“大花苗”,此說與畢節大定威寧之小花苗皆同,雲者:“吾人小花苗也,在威寧以上有吾人之同胞名曰坎松者,彼等語言稍異於小花苗,漢人稱之謂大花苗,蓋舊者彼等曾居衆苗之首位,無人多遵從之,故名爲‘大哥’,而今日之漢人則名以‘大花苗’,據吾人祖宗之傳說,昔日之大花苗乃吾族中長者,衆苗多從之!”其二曰:大花苗者因彼等衣飾之花紋粗大故得名,雲者:“昔日吾花由下方推至此方來,途中形成太遠,衆苗半途多分散,有得花領之大花紋者其子孫名大花苗,有得花領小花紋者,其子孫名小花苗”。其三曰:大花苗名稱乃漢人見彼等衣式古雅故漢人名之,其本身並未敢有此名,雲者:“舊時漢人多名此支爲大朝人,蓋昔者漢人不一定知彼等爲苗族,唯見其衣式之寬大古雅,頗具我國古風,乃名以“大朝”二字,又或曰“天朝”,頗有尊敬之意,滿清入主中國後,衣冠多崇滿清,唯西南僻處還有此種保有古風之民族,無以名之,乃冠以“大朝”二字,其後漢人得知彼等均稱爲苗,乃名以“大朝苗”,再進一步見彼等衣冠尚花,乃曰:“大花苗雲。” (該文發表於社會研究第三十期民國三十年八月九日) 二○○六年于雲南祿豐 |